由检察机关与社会团体享有起诉权的二元启动模式。
因为它不仅与《基本法》第4条第2款、第3条第3款相抵触，而且在另外一方面人们可以说，谁雇佣了一个外国宗教的信徒并从其劳动中获益，必须照顾到员工的宗教习惯，只要这与其营业上的利益并不抵触。尽管他研究的标题涵盖面巨大，但他根本没有讨论合同上的对人格法益的限制（Schwerdtner,Das Personlichkeitsrecht in der deutschen Zivilrechtsordnung, 1977）。
注释: [1]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判决：BAG AP Nr. 1（涉及《基本法》第6条第1款的婚姻与家庭），该判决亦载于：BAGE 4, 274。Manigk, Die Privatautonomie im Aufbau der Rechtsquellen, 1935,S. 127 f. [60]关于这一极为复杂、至今尚未研究清楚且会把人引向法与国家之起源的根本问题的问题，参见：Pernice, Rechtsgeschaft und Rechtsordnung, GrunhutsZ 7（1880） 465 ff.，insbesondere S. 474 ff. und S. 486 ff.。这一点我已经在吕特案和默菲斯特案这两个例子中论述过。如此一来就会形成严格的公正性控制，而联邦劳工法院和主流学说恰恰在劳资协议上拒绝了这种公正性控制。二者在理论上的区别则在于，对于直接第三人效力学说而言，必要性和合比例原则性控制源于宪法本身的要求，而对本文所持的解决方案并不是由宪法所主导的，它更多地借助于普通法律。
后一种尺度的适用不仅要求具备明显不合比例情形，还需满足其他附加情况，例如主要是缔约平等格局的破坏。因此，为直接第三人效力的支持者所声称的国家规范创制权的代理并不契合这个事项，更为契合的则是前面针对法律行为上的约束而提到的承认这一范畴。[17]同时，针对今村所提出的本来效用说，小高刚指出，只要规制行为存在，就必然会妨碍财产权本来社会效用的发挥，因此不应将行政补偿建立在财产权的本来效用上。
基于此，本案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补偿请求。第二层面，即使建造行为并没有被禁止（因此并没有‘妨碍本来效用的发挥），但是如果建筑物的高度被严格地限制，并且该限制并不是为了维护土地所在地域的居住环境，而是出于维持偶然发现的重要遗迹的周边环境这一目的，那么上述限制也应该被认为是与该土地本来的社会效用无关。摘要: 现代社会中私有财产受到公权力限制的情况屡见不鲜。之所以选取《自然公园法》所涉领域作为讨论对象，一方面是相较于其他法律而言《自然公园法》的补偿规定更为明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于该法所提起的行政补偿案件相对较多，并涉及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所有权、矿产等资源使用权等多项财产权能，且判决已基本形成一致观点。
[12]远藤博也同时指出，这里所指的一般常人的使用行为并非存在固定模式，其当然具备相当的多样性，而行为的性质往往与财产权所在的地域特性密切相关。本文拟对日本财产权限制行政补偿的学说和实践进行梳理，聚焦于解析财产权限制的行政补偿判断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行政补偿概念本身进行反思。
[2]《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33、35条规定，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负有维护和修缮的义务，而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必须经过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小高刚提出：以出于保护古都风土及自然公园景观而对财产权所作出的规制行为为例，这一类规制行为不仅与该财产的本来效用无关，更阻碍了财产权本来效用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限制财产权存续保障的探讨显然仅集中于规制行为本身。1.以财产权损失作为补偿的判断标准 不同于理论界对于补偿判断标准的多维认识，判决中对于财产权限制补偿的判断仅关注于财产权本身，即唯一的判断标准就在于：财产权的损失是否达到了特别牺牲的程度。
而在后两项判决中，法官完全省略了对规制行为的讨论，将判断聚焦于是否存在财产权的特别牺牲。第三类学说以财产为中心，以财产权受到限制的程度或损失大小以及财产权受到限制前后的状态对比来判断是否要对损失进行补偿。[17][日]小高刚：《土地利用规制与最高法院判決》，《法曹时报》第47卷1号（1995），第20页。实质基准则关注特别牺牲中的牺牲，着眼于纵向意义上程度的实现，即考察财产权的本来效用所受到限制的程度。
当然，状况拘束性理论也遭到了一定质疑。[33]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15页。
张千帆：《公正补偿与征收权的宪法限制》，《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理论界纷繁复杂的学说多未被法院认可，而法院对是否应进行补偿的判断标准又几乎形成了高度一致：仅关注财产权受到限制的程度，是否应予补偿仅与损失有关。
已造成损害的，应当限期治理。（四）综合因素论 阿部泰隆在对之前的学说进行批判之后，提出通过积分来判断是否要对财产权限制进行补偿。[19] （五）评述 对上述学说进行分析和归纳，财产性限制行政补偿判断标准的认定至少存在四类不同的学说。郭庆珠：《论行政计划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与损失补偿》，《法学论坛》2008年第3期。因此，尽管日本《宪法》第29条第3款规定了私有财产在正当的补偿之下可以用于公用目的，但是上述补偿仅发生于对私有财产所进行的侵犯和限制已经超过了社会生活一般意义上公民基于公共利益应有的忍受限度。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风险行政中的国家责任研究（10CFX188）的阶段性成果。
并且，公民不得滥用此种自由与权利，而应经常负起用以增进公共利益的责任。我国《宪法》第13条第3款规定了一般征收和征用制度：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36]日本近年来倾向以财产权的本来性质、财产权的效用、财产的地域性、城市规划等状况拘束性理论作为财产权限制补偿判断的最终落脚点，并逐渐成为判断牺牲与否的主流观点。【参考文献】 {1}[日]西野章：《损失补偿的要否与内容》，一粒社1991年版。
首先，公权力能够对财产权作出限制的前提是，限制行为本身应符合目的要求。事实上，财产权限制补偿判断标准的正本清源仅是行政补偿概念体系发展的重要一环，传统行政补偿概念正在受到全面的挑战。
其中突出的问题就是应给予补偿的损失与财产权的内在制约或社会义务之间判断界限的不明确。[41]同时，由于状况拘束性理论所考虑的财产性质、财产效用等因素在政策性补偿中更为常见，这可能会使得行政补偿制度从法律层面遁入政策层面，或者与政策性补偿产生重合。[23]以下仅选取判决说理部分相对清晰的三项判决进行梳理。在实践中，公权力侵害财产权的表现并非均为取得其所有权，更多情况下是侵犯财产权中的某一项或几项权能从而使财产权受到限制。
另一方面，当国家出于公共利益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制约时，如果该制约属于财产权人基于公共利益所应承担的义务范畴，公民对该侵权行为就具有忍受义务。（三）何为损失：特别与牺牲 在厘清行为、损失、限制与补偿的关系并明确财产权限制补偿仅与损失相关这一前提后，终于可以回到财产权限制补偿中的判断标准问题。
（一）财产权存续保障与价值保障的分离 要对财产权限制的行政补偿进行探讨，首先需要明确对财产权保障效果的认识。当然，征收概念的涵义本身或许也值得探讨。
为尊重判决原文，本文保留原判决书内容，因此判决法律依据仍为原法第35条第1款。《自然公园法》对于自然公园的范围规定非常广，除了国有和公有土地外，还涉及大量的私有土地（国立公园中私有土地占25%，国定公园中私有土地占35%）。
[15] 对此，安本典夫指出：今村成和的意图具体可分为两个层面。[9]王贵松：《美浓部达吉与中国的公法学》，《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5期，第115页。[38]具体内容可参见[日]仓岛安司：《状况拘束性论与损失补偿的要否（中）》，《自治研究》第77卷第1号（2001），第97-117页。前者以田中二郎为代表，认为损失要同时符合特别与牺牲两项标准，才能予以补偿。
对此，日本公法学早期巨擘美浓部达吉认为，补偿损失不是宪法的义务，是否认可属于立法政策问题。判决2明确说明符合该财产权本来性质的限制无需补偿。
在此背景下，今村成和以财产权的本来效用为基轴所提出的补偿判断标准就显得更为明确有力。美浓部达吉在日本公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堪称日本公法学的鼻祖、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一代巨擘，其地位无可替代。
[26]参见东京地方法院1990年9月18日，《行政事件裁判例集》41卷9号，第1471页。而如果当损失特别轻微或者损失符合公平原则时，那么权利人就不得不忍受该损失的发生，而无权获得补偿。
